5000多年前的一處“火痕”，讓凌家灘再次“火”出圈：在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，有一片總面積超3000平方米的紅燒土遺跡，這片紅燒土，再次將中國考古界的目光聚焦到凌家灘，追逐史前文明之光。5月8日，第二屆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舉行分組討論，2個組，3個小時，200多名考古界“大咖”暢所欲言，智慧的火花在碰撞，思想的光芒在交匯，大家目標一致：讓中華文明之光照得更遠！

聚焦紅燒土遺跡 追逐史前文明“火光”

在凌家灘遺址崗地東南角、內壕中部，是以大面積的紅燒土堆積為特點的凌家灘紅燒土塊遺跡考古發(fā)掘地，總體呈長方形分布，總面積 3000多平方米，由大小、形狀不一的紅燒土塊加少量黃黏土堆筑而成，厚度在1.5米左右。

尋秘紅燒土，考古學家們各抒己見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付永旭推測，當時火燒溫度應該超過 1000℃，從紅燒土的燒結面推測其經過多次高溫燒，最終沉淀為青灰色。付永旭鼓勵研究者解放思想，大膽猜測下，紅燒土與烘烤墓地是否存在一定關聯(lián)。史前人類為何花這么大精力、時間來燒這片紅燒土，燃料哪里來？這些問題都為未來的挖掘、研究留下了許多可探尋的空間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良智認為，2019年至今，凌家灘考古發(fā)掘取得重大突破，和石鉞、玉璜一樣，紅燒土極大地豐富了凌家灘考古資源，為更多挖掘、研究提供可能，啟迪更多人尋秘華夏文明根源。

中華文明多元一體，有著穿越時空的力量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、研究員劉國祥認為，紅燒土遺址呈現(xiàn)的墓地、祭祀是一個很規(guī)整的體系，仿佛瞬間就把人們拉回了距今約 5500 年—5350 年的凌家灘文化最繁盛的時期。其建筑臺基及特殊的構造方式與紅山文化有著諸多相似之處，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南北文化之間的交流、傳承和創(chuàng)新，他表示紅燒土遺址遺跡的展示上還有完善的空間，建議加大凌家灘文化的傳播。

分組討論時，考古學家推測，這片紅燒土堆積區(qū)域和紅燒土西側的建筑臺基共同組成一處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，這為深入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、形成和發(fā)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。

關注出土玉器 當好文化傳承“火炬手” 

1987年以來，歷經14次發(fā)掘，凌家灘遺址總發(fā)掘面積7000余平方米，先后出土精美玉禮器、石器、陶器等珍貴文物3000多件。

“如果把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、良渚文化并稱‘中國史前三大玉文化’，我覺得委屈凌家灘了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說，2012 年，參加第一屆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時他就提出兩個觀點，一個觀點是凌家灘文化是中國玉禮器起源的第一個中心，第二個觀點是凌家灘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先身，但凌家灘出土的齒輪形狀玉器，對這兩個觀點提出挑戰(zhàn)。朱乃誠認為，目前發(fā)現(xiàn)的所有齒輪狀玉器中，凌家灘是最早的，包括紅山文化出土的齒輪狀玉器也受到了凌家灘文化影響。

1987年5月，凌家灘遺址進行第一次試掘時，就在墓葬 M4 中發(fā)現(xiàn)了玉版和玉龜。玉龜分背甲和腹甲兩部分，上面鉆有數(shù)個左右對應的圓孔。玉版中部琢有小圓圈，并以“→”準確分割為八等份，大圓外又有四個“→”，指向玉版的四角。安徽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愛冰也對凌家灘玉龜、玉版談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這些年上海博物館對良渚文化、北陰陽營文化、大汶口文化等史前重要玉器文化做過地質考古學研究。其中，以福泉山遺址為例，通過對其出土崧澤—良渚時期玉器的無損測試分析，確證其透閃石玉和蛇紋石玉都是兩種地質成因。這意味著它們來自兩種礦床，有多個玉料產地來源?！鄙虾２┪镳^工藝研究部副主任、副研究館員谷嫻子說，雖然凌家灘遺址玉器的玉料來源問題還在探究當中，但史前人們對以玉料為代表的稀缺資源的獲取和使用顯然“竭盡所能超出所想”。

谷嫻子認為，從近幾年其他專家、學者的調查研究來看，安徽省內已確定有蛇紋石玉產出。從地質學角度，也有可能有透閃石玉料的產出，“未來，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地質調查，并且進一步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，走進凌家灘遺址，走近歷史真實?！?/p>

記者 王永霞 劉小慶